致巴爾拉姆先生的信或 2022 传记
申請本項目時的個人傳記亦附底。
> 是谁给我们的国族创造足够多的暴力？不开启那扇门，你就会被内在奴性的暴力所伤；开启了那扇门，你就会将等额的暴力赋予阿肖克。他是那么薄弱的一环：受过高等教育，谈论民主，为你身上展现出的那一点点虚假的宗教性而惊叹。可正是他最终在这个系统中接受了所有的暴力；他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暴力的最终终端。
巴尔拉姆先生：
墨水倒了。这是给您写信的最后一个晚上，正值黄昏，墨水流经信纸，白纸黑字濡染一片，字迹已无法辨明。在倒着的墨水瓶旁边，我看着黑夜从瓶口降临。您看，时间正好，是您惯常写信的时间。只是我这张信纸，已经白一半，黑一半，边界亦已模糊，不知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了。
展信佳。一封礼貌的写给陌生人的信，似乎不应该从谈论死亡开始。但死亡是你我信中唯一不可绕开之事，您述说的事件之海中最深的漩涡。信中一半之事向阿肖克的死亡奔去；一半又从阿肖克的死亡中奔来。杀死前雇主阿肖克后您说“谋杀了一个人后，会觉得要对他的生命负点责任，而且是一种摆脱不了的责任。你比他的父母还要了解他，因为他们只知其生，而你却掌控其死”。——您把谋杀这两个音节，念出了一点亲情。我也想把这点亲情用于我们俩的通信中：阅读完您的故事之后，有如谋杀，我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更要了解你。你的父母只知你生，你的敌人只知你死，而我却偶然地、巧合地、幸运地，知道你所来所往，也因此当然不是陌生人。了解即拥有，我只有以最大的真诚去抵你慷慨予出的大半个生命。当然，这次不以物理上谋杀的方式。
写到“生死”这里，墨水正流经此词。那我们就从“黑色”这个颜色开始谈起吧。你说有两个印度，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光亮的；而你显然是一个横穿两个印度的重影。我想比起两个颜色的印度，我们只共享一个黄色的中国。黄色的农民，黄色的工人；甚至是黄色的有产阶级。我们无法不以“耕作”以外的方式从事生产，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工业、金融业、服务业，也都只是一种另外形式的农业。而你们不一样，你们有“三千六百万”个神，他们过于频繁的剥夺和赐予，让你们足够分化成两种颜色：一种更轻，飘向天空，是白亮的颜色；一种更重，重得你无法背负，越来越下沉，直至沉到见无可见的底部。那黑色是你来的地方，也是你对印度感情最深的地方。让我们顺着墨迹，轻松地聊一聊你途径的黑。
你可以怎么描述黑呢？假设我们都是盲人，设想你会这么说：它摸起来是污泥般的，容易陷进去的；它闻起来是带有一股厚重的陈年的味道；它听起来如有声音，一定是像油烟机工作故障，油抽到一半却滞在半空的那种声音。但我们不是盲人，我们看得见“黑”：那是一切汇聚在一起，却没有任何一双手将它分开的原蒙状态。而你一开始就在这样的原蒙状态中，也许是你们神的手太少了，也许是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再许是佛陀真的曾游历过你们拉克斯曼加尔村，但却连村子的轮廓都看不清，更别说去帮你们开天辟地，从原蒙状态的黑中分出些色彩，——所谓“解放”了。我还记得你曾多次提到的煤矿：一个最能吸纳“下沉”的地方，正处于村落和城镇的底部。煤矿是地底下的一种等待，它将村子脚下的土地变得越来越空、将村子里的青年变得越来越黑，直到所有人都变成一样纯正的、和煤炭一样的颜色，煤矿才完成了它对于人的取代和革命。
这是大片大片的地底的黑，是贫穷的颜色，是贫穷在世界地底的连成片的地图。这点在中国和印度都一样：从向“土”要钱，到向“石头”要钱，而石头比土给予我们的要更多，尽管为此我们要披拂更多的黑。“他们说这个煤矿在地下连绵数十英里，有些地方还燃烧着地下火，将浓烟送到空中——其中一些地下火已经持续烧了一百多年了！……”漆黑的煤矿并不总是漆黑，您知道的，而那在地底熊熊燃烧的无疑正是那些被轻而易举带到世上的、穷苦的头颅。你是敲煤块的人，你当知道，你的每一份力气都被这种无始无终的黑洞般的石头吸进去，永不返还。如果这种大而坚硬、黑而无情的石头有名字；那就是印度、也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印度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直至无数个敲击的动作，终于将那大块的煤块敲成四分五裂的小块，终于可以放入我们民族的熔炉，为不知何以的下一代创造一刻钟的电。为这一刻钟的电，无情的石头有情了片刻，而后迅疾堕入那百分之一的世界，那个光辉灿烂的百分之一的国度——无情的是黑，有情的是赤橙黄绿，而后者总从前者提取。
你也无情，不是吗？但我又怎能从光洁的便利店里给你给你买一支 condescending 的牙膏，在奶白色的泡沫中让你刷了又吐、刷了又吐？斯皮瓦克说，“Can the subaltern speak?”；而大多数人却要求你们在说话之前有清新的口气。那些比你文化程度更低的人接近永远的沉默，而你所说的只言片语却让所有属于“三分之一国度”的人震撼非常。这于他们是多么陌生的语言，无所谓文学，也无所谓哲学，它只是一门从未被立法的学科，却在一场死亡过后赋予了你过于丰厚的嘴唇，于是你可以叠加你前主人的生命，开口夺回“叙事”这曾经只属于上层人的权力。
墨水继续在往下流。我们说回你途经的黑吧；我想你对这个会更感兴趣。我曾见过你所说的污水，那“城市的下水道”，它好像一个永动机一样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运转；但它破裂的地方，却是你常栖之所。污水在你的信件中出现了十次有余，恒河近乎污水之终点，你毫不怜惜地谈论着这条圣河；它的永恒性并不来源于宗教，而恰好来源于污水。这是庶民研究消解宏大叙事的具征表现：没有人看得见恒河的永恒，但所有人都见过排进恒河的污水，那是未被充分清洗的日常生活的表面。“我将一根手指伸进漆黑的污水中，非常凉，非常诱人。”你去庶民区时曾这样重新沉于旧日的黑；你的动作告诉我们“黑”的引力：它是足足地生长在每个“庶民”的脚底根部，永永远远在将他们拽向文明这层薄纸的下半部分，在尊严水平线的底部，在生活这个词的外部：仅有此生、仅是存活。Ranajit Guha 说庶民史学在印度要反对两种精英主义：殖民的精英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精英主义。他反对庶民自身独立政治行动的被忽视；可是，这墨水多黑啊。庶民可以概括这千千万张面孔吗？他们没有历史，没有轮廓，也没有语言。谜一样的百分之九十的人，却永远在历史这个大塑像的阴影面；被晚近的历史学家召唤出来时，还要背上“庶民”这两个字，还要从那百分之一的有声的、嘈杂的人群中“独立”——就好像他们是寄居其中。但我知道黑色不能寄居于彩色，只有其他颜色寄居于黑色之中；正如不是你寄居于阿肖克，而是阿肖克寄居于你。
可你收集过阿肖克喉管里流出的血液吗？红与黑，向来成对。这两种世间最黏稠的颜色，红色久置而黑，如同那些印度和中国社会上早之又早的痂创，也如同死去的阿肖克本身。这是多么毛主义的壮举！庶民从未有自己的喉管；他们要借主人的喉管发声。你将割掉的阿肖克的喉管变成自己的，于是变得可以说话；这不是甘地主义，而是一个微型的高烈度的战争，这比我们土地上发生的战争相比也未逊。介于恐怖也介于暴力，但其背后是深深的与毛主义同质的宣告：在新自由主义列车下从未赶上的农民们（就像你在书中写的：每当见到有卡车经过就向它跑去，还伸出手喊着：“带上我！带上我！”的那群年轻人），挥刀没有砍向麦子，而是砍向了那群赶上车的人。毛主义从来不是向着共产主义；毛主义是共产主义破碎后的武力。
殖民、封建、土地，我们共同的伤痕。在全世界开行的新自由主义列车伤害的不仅是“世界的南方”，也有“世界的北方”，但与第一二世界的那些唇齿生香的21世纪的自由平等相比，巴尔拉姆，我想我们仍然活在20世纪。“漫长的20世纪”仍然占据着东方，仍然占据着我们本质上的时间和纪年方式。印共打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旗号，说的并不是21世纪，也不是社会主义，恰恰是为了坚定地告知，20世纪那些遗留的问题在21世纪竟然仍然有效——殖民、封建、土地，又有谁能料到它至今仍然是我们最有效的政治话语？而最有效的政治话语意味着什么，巴尔拉姆，它什么也不意味，它只意味着底层人民的胸口仍然受着这三种鼓槌一般的疼痛，而那疼痛，对于有喉管、有发声器官的人来说，是社会主义、是民主；对于没有发声器官的你来说，是你用于谋杀的锋利的威士忌酒瓶。
（开了半瓶红色的墨水，把黑色的墨水变得更黑。信纸濡染，墨水浸湿的地方落笔已不便，下一段我另起一行。）
……让我们再来谈回“黑色”。瞭望孔日出时的红线，日落时的金线，湛蓝的天和月光下武士般的猴子——你当还记得那黑堡，那被你称作是你谋杀阿肖克最重要的线索的黑堡：美而深，深而破败，破败而美，美而自由。“他们终是奴隶，因为他们不知世上美之所在”，这是一种非政治的奢侈：天罗地网般的人类的政治性中，唯有美带你轻盈地绕过所有高压网，去往一个不指向任何其他东西的所在。你，这被规定在文明边缘谋求最物质化的生存的少年，却因此进入了文明的核心。有人将自然和文明分离，认为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是越远离自然；我却以为恰恰相反，文明向高处和向内在发展，是越来越会将自然作为核心。而你们，貌似离自然最近的人，却被剥夺了在文明核心感悟自然的权力。
“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古堡发呆，和他娘一样。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样下去对他可没什么好处。”
时钟逆摆，自由的余裕极为奢侈；你的生活密密麻麻，上面全部排满了小而急的劳作。“余裕”在阿肖克先生那里是思考，在平姬夫人那里或许是道德，而在当时的你那里只意味着危机：在贫民区，余裕是死亡的前兆。庶民的“庶”在中国古字中是炙烤之意，在“庶”之身份的炙烤下，余裕如水蒸气一样烟消云散。分配者必须小心控制给你们配给的量：不能太多，否则就会让你们产生余裕；不能太少，否则你们将自行凋萎而无法进行劳力的再生产。余裕的消失正诞生了你所说的人形蜘蛛，形成了一个致密的堡垒，一个断无希望从内部打破的堡垒。种姓将它织了一层，阶级将它织了另外一层，土地织的那一层则将它牢牢关闭。你问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人会否认他们自己和你一样崇尚民族解放和个人自由；但亦不会有人同意，在我们国家就没有这样的堡垒。在每一个国度里，总有一个恐怖而寂静的数字，在这个数字下大多数人被少数人以并不精致的镣铐锁限一生。那堡垒起初是在人的外部，后来便在人的内部，让你一看见阿肖克先生就要上前给他洗脚；这近乎生理本能的习惯，这对曾看见过黑堡、拥有过片刻自然之自由的你来说，是多么刺眼的奴性的划痕！
那堡垒从来不是静态的，那堡垒是动态的，那堡垒将逐渐进入你的身体，正如进入我的身体一样。你说了好几次，中国是崇尚民族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国度；这点在西方批评家眼中鲜红而刺眼，对于在中国大陆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我来说，却同样带有悲哀而迂回的痛意。是的，我所在的地方曾经达成过民族解放；也从未沦为彻底殖民地，在浓烟滚滚的战场中，有事实上的族群将我们轻轻托举。但“自由”却是一种过高的、宗教般的理想：在每一个世上的国度，有谁不是被或大或小的堡垒豢养？你们的堡垒附着于种姓与土地，我们的堡垒却接近一种气体：我们并未需要从外来引进二十世纪的斗争经验或毛主义或马列思想，我们实在太娴熟于它，以至于民族这个词从被需要解放的主体，变成了需要从中解放的客体。从我们这个过老、过重、过于农耕的民族中解放自身，出离我们的民族再回去审视它，在这片土地上却变成了一件难事，每一份出离都将面临同等的引力，且近乎永远达不到逃逸速度。已逃逸的不再是我们。propoganda不仅出自权威，也出自身边这在几千年伦理下磨得温润武断、又内向无比的温情。而解放之后的自由果真在等着我们吗？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多少罪恶假汝之名：——面前那趟集满所有“主义”的列车，却唯独没有开往我们从启蒙时代就允诺的自由；而那启蒙时代，巴尔拉姆，也从来不是属于我们的历史。
墨水快干了，我们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谈：我想那是每一位给你写信的中国学生都会提到的一句话——“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那钥匙；可那道门却始终敞开着。”在天真浪漫的时候，我们这些进步的青年人总想把所有钥匙交给所有堡垒中的人，有的如“美国梦”的钥匙是时间、是精力；有的梦是勇气、是挑战，而你所在的门，那钥匙是暴力。
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门。你的面前并没有门。铸造你所在的堡垒的人，早已将周围全部焊死，你所见的门只是一种生物上的幻觉，是所有通风口消逝之后一种武装的暗示：暗示你被剥夺了一切离开此体系的合法性，你的离开会迅速被通缉，砝码那端别无他物，是你的家人和自身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精巧而粗暴的监狱系统，由此你实际上过着一种空间颠倒的生活：你的日常生活是监狱；你出离的生活才是“生活”本身。这像是一个圈住了圆外空间的围墙，近乎上帝的玺印，盖在你的自由之上，让你的自由必定带有原罪。在这样精心设计的系统中，“突围”已在各种意义上非法，你拥有理解这一切的智力，却连立法的资格都没有：没有父亲教你用奶白色的泡沫洗漱，没有父亲教你不要去摸裤裆，没有父亲教你不要嚼那么多的槟榔；你没有教育，也就没有了嘴，你只被你的祖国赋予了一双耳朵，用以听取命令、叫骂和通缉。
是谁给我们的国族创造足够多的暴力？不开启那扇门，你就会被内在奴性的暴力所伤；开启了那扇门，你就会将等额的暴力赋予阿肖克。他是那么薄弱的一环：受过高等教育，谈论民主，为你身上展现出的那一点点虚假的宗教性而惊叹，总是在编织自己的“寻根文学”。可正是他最终在这个系统中接受了所有的暴力；他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暴力的最终终端。
是谁给我们的国族创造足够多的暴力？陈年喜，我们国家的诗人，曾经是名矿工，他这样写诗：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
它坚硬 玄黑
有风镐的锐角
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上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这是你多么熟悉的一种生活，我想；——但“钥匙”在他的生活中悬空继而落地，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从未捡起。一个好的国族有很多把钥匙，我遗憾我们并没有那么好，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的铁矿，却无法为我们的矿工工人打造一把足够有用的钥匙，可以打开那五千米深处的矿洞。他没有学会你的“企业家精神”（某种意义上，等于谋杀），也由此也只能在岩层的炸裂中打发一生。他该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他读过，他该同意《地下室手记》里的这样一句：“是的，只有在我们这里，彻头彻尾的无耻之徒才可能完全内心诚实、品德高尚，与此同时，又丝毫不妨碍他仍旧是个无耻之徒。”你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刽子手；你是一个无耻之徒。加害与受害同一地构成了你的身体，也让“两个印度”同时在你身上汇聚。如非无耻，你将永远背负着双向的耻辱，过度的重负。劳以生、役以苦、息以死的世界里，高尚者亦将耻辱。
无耻之徒，是无解之局的黯淡解。我亦将在明天白天投入我自身的无解之局中。但我仍然希望以这样一段作结：对自我的解放如果必得以对他人生命的践踏为代价，这代价从来就不是一个个体就可以支付得起的重大支票，那是或黑或白的文明中永存的一片巨大的空白——等待着一切的 untouchability 变得可以触碰；等待 class apartheid 从固体变成液体，“不可流通的”、被排除在社会流动性之外的庶民们，重新成为这个国家正常的公民，从流动性中获取正当的生命意义，也提供给社会他们自身万千的意义。最终，最重要的，他们将不再需要 “vertreten”（政治上的“代言”） 或 “darstellen”（审美上的“再现”）——如果什么是国家能赋予庶民最好的礼物，那应当是语言；像你一样的，让所有人都能听见的、自己的语言。在语言中，颜色将获得尊严。黑将有黑的尊严，红色将有红色的尊严，而你隐退其中，如一张墨水未曾倒过的白色画布。
你陌生的、亲切的
遥远的中国朋友 Y
又及：墨水已经干得彻底。我已看了你的通缉令，因此或许该称呼您为阿肖克先生。另祝达拉姆生活安康、学习进步。他已经可以做到干净地去伶俐了。
附：本项目提交的个人传记（2022）
回望本科生涯，像一场后现代戏剧：一方面是诗歌，一方面是极客；一方面是学术上的好学生，一方面是山鹰社这类登山社团的更好的学生，会在期末季旷课登山。一面是一个标准的“box checker”——从北大去哈佛交换；本科毕业论文拿到接近满分，也是我们这届中文系的最高分；最终收到一所不错的藤校的东亚研究项目的录取；另一方面，一切在一封邮件后戛然而止：在延期一年后，我告诉教授，我选择从学术研究中转身。
在读到 Lulu Deriviation 的宣告前，我以为像这样的转身并不会被看见。记得半个多月前，得知我终究无法成行，教授写了一封长邮件给我，告诉我“这里的大门会一直为我敞开”，但更重要的是，学界之外，亦有天空海阔的辽远风景。“道路并不总是公平。”他说，但我从来没有期待过完整的道路上的公平。
打开每一扇并未为我所制的门，正是这个过程让我感到这个世界其意无穷。在本科阶段的研究中，我总是会回到对去中心化的思考：其一是文学自身的去中心化。我并非一个纯文学研究者，研究更贴近文化层面的科幻文学（“未来推想文学”）研究。科幻作为一种“边缘中的文类”，在不断变动的边疆生成新的文学可能性，也再次将文学本身变为流动的概念；去掉传统“中心”权力的同时也是去掉了边疆。其二，“叙事”的去中心化。雷·布拉德伯里“绿镇”三部曲的“故事起源”与结局是否真的存在？“中心化的时间”存在目的，是一条稳定发展的红线；也称历史。但在“有意义的历史”开始之前，布拉德伯里笔下的“绿镇童年”却享有一种去中心化的时间，这种时间让童年变成了一个永恒花园。“起源”与结局是一次性的，而去中心化的叙事却永远保留着时间。去中心化是反高潮的，也是反权力集中的；叙事也是这样一种权力。在一篇论文的结尾，我打下“中心之欲深不见底”。此后，我时常想起这句话。
在不得不暂停学院内部的生活后，我并不认为我的“学术生涯”也同时暂停。我所关怀的问题及我对它的既有思考不会被终止，它们只会不停地将我带往新的地方。我对“去中心化”概念的兴趣开始由抽象的、文学的转为具体的、组织的。我关心起“人与人”之间去中心化的可能性，也即去中心化组织（在新技术环境下，它现在也被称为DAO）的实现可能性。“叙事”是一种权力，组织亦是一种权力；再者，“组织”的本质也是一种叙事。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是新兴的概念，在这个新的概念背后，去中心化组织有其自身的历史，且尚有很大的成长和研究空间。
这是我关怀的事业。社会定义的“业”是职业而非志业，志业是一份人人相殊的非标产品，而人人相殊的事物，鲜少能够用于经济交换；但我想很用心地去做一件事情，向世界献给一份礼物，这是我的强烈冲动。这要求我使用我自身的原创性去完成一个比标准化工作创造更多价值的东西——结果我会献给世界，而建造与思考的过程请让我保留给自己。
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在《知识论》中这么说：
最后，要建议的是异乡，因为它也给一个人以历练。对于那些作哲学思考的人来说，这整个世界就是一片异乡。
但这不是最后。只要有关怀之物，“整个世界”不会最终是一片异乡。